《鼎石志》封面故事｜双胞胎在鼎石：最好的“相似”，是我们都更像自己

“我回来啦！”

毕业两年后，当周洺汀的声音再次在办公室响起的那一刻，老师们的脸上都不自觉浮起笑意。那个无论何时在校园里遇见都充满活力的女孩子，带着初夏明媚的气息，点亮了一个普通的下午。

她的语速依然很快，毫无隔阂地开始分享她在戴维森学院（Davidson College）的大学生活：

“我还选择了环境科学。别人习惯性地猜测我学经济、学心理，我却偏把时间花在犹太史和欧洲史上。

当我坐在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中间，听他/她们分享关于历史事件的视角，而我是班里唯一能提供另一种坐标系的人，那个瞬间我确实想过转学，因为观点和立场太单一，像是同一个模子筛出来的，安全得让人疲惫。”

更让周洺汀介意的是，每当她说起自己来自北京，总有人半开玩笑地问：“Beijing？North Carolina？” 他/她们不相信她真的在中国长大，以至于她需要一遍遍澄清：“我是国际生，来美国之前没在这生活过。”

“有人夸我英文好，起初我高兴，后来才意识到那语气里藏着惊讶——仿佛中国人不该说得这么流利。”于是她学会了主动补一句：“我从北京来，只是在这里读书。”

但说到底，周洺汀知道自己是谁。

“有一次课上，大家习惯叫我的英文名Tina，但我突然说你们也可以叫我Mingting，我的中文名，结果全班同学之后都叫我Mingting，这还挺神奇的。

我的一个朋友后来跟别人提到我，对方问Mingting是谁？朋友说就是Tina。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就是想说了。我并不觉得叫英文名就是讨好，因为Tina也是妈妈给我起的名字，跟中文名一样都是我，所以我觉得叫哪个都没问题。”

那不是反抗，只是一种确认。

而这种不断地反思和确认，几乎贯穿了周洺汀整个的成长时期。

小学毕业后，周洺汀和双胞胎姐姐周洺嘉一起转学来到了鼎石。她们特别申请了住宿，在鼎石度过了6年时间。

周洺嘉还记得来鼎石的第一节英文课。老师站在讲台上说了一个词，然后让同学们用英文解释它。周洺嘉坐在座位上，脑子里空了一下。她不是听不懂那个词，但她不知道该怎么说。旁边有人在用英文讨论，用英文开玩笑，用英文流畅地表达自己。

周洺汀则从英语三级开始读。后来她回忆那段时间，说当年的感受不是“我不会”，而是“我不自信。”“别人用word文档打字，我连键盘都不太会敲。”

周洺嘉后来在采访里说，那时候的压力“非常非常大”。因为她发现周围的同学要么在国际学校长大的，要么家里本来就有英文环境。她不一样，“虽然之前是在一个私立学校，但没有英文环境。”

她记得那段时间自己在日记本上写了很多东西。最让她印象深刻的一行是：“我要跟校长说我要回三级”，但回过头来看，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挑战。

来鼎石之前，她们的生活是另一种样子。小时候，家人为了接送方便，会让她们学一样的东西——一起弹钢琴，一起画画。

周洺汀对曲目练习不感兴趣，她更喜欢自己可以创造音乐的环境，但很长时间里这件事都没有说出口。

她们被放在同一个轨道上，被同一种标尺衡量，被问同样的问题：“谁弹得更好？”“谁画得更像？”

“从记事起就开始被比较，”周洺汀说。“妹妹说话更讨喜，姐姐说话怎么那么安静；妹妹脸更小，姐姐手有点大。”周洺嘉在旁边点头：“别人不是在看两个人，是在玩找不同。”

周洺汀说：“这让我变得不像一个有主体性的人，我的独立性消失了。”

在鼎石，这种“不同”终于有了空间。

她们各自找到了进入这个社区的方式。

周洺嘉找到的是舞蹈团。每周五放学后，她走下楼梯，推开舞蹈教室的门，里面已经有了二三十个人，七年级到十二年级都有。

音乐在响，有人在对镜子调整动作，有人在热身。周洺嘉走进人群，站定。她不说话的时候和平时一样安静，但音乐起来之后，她开始跳。

她说，“跳舞的时候，我是另一个身份”。

排练的时候老师总是会注意到她，给予认可和鼓励。渐渐地，那些高年级的女生会走过来跟她说：“我们最近在做一个项目，你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她们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常，像是在邀请一个本来就属于这里的人。

周洺汀找到的是排球场。七年级，她走进体育馆开始打排球。木地板，球鞋摩擦时的尖利声响，网两端的人在跑动、接球、扣球。

在这里，她不需要证明自己，不需要用英文解释一个生词，只需要接住那个球。后来排球队的女生成了她口中“到现在还是最好朋友的那群女生”。

她还找到了戏剧。八年级的时候，她的戏剧老师对她说：“周洺汀，我希望你来做这个戏的导演。”“不只是做一个台面上的学生导演，”她说，“我真的可以做事情。”

周洺汀开始和老师一起开会讨论剧本、做决策。没有人说“你才八年级”，她也忘了自己才八年级。“那时候觉得被看到了。”她说。

有一次，鼎石请了一位纪录片导演来做分享。周洺汀在提问环节举起手：“作为拍纪录片的人，您会刻意引导问题来达到想要的趋势吗？”后来有老师跟她说，这个问题问得好。“我没有去神化这个人，”她说，“而是去问他一些我真正好奇的问题。”她后来回想，

在鼎石的多元生态里，老师们以极高的敏锐度洞察着每一个个体的闪光点。

动人的一幕发生在数学课上。周洺汀的数学成绩一直不好，但数学老师从未因此对她失去耐心。

发卷子的时候，他会走到她面前说：“你这道题上次只做到第一步，这一次你做到第三步了。”他记得她上次做到哪里，记得她微小的进步。他永远会在课上对所有考得不好的人说：“下次是你们翻盘的机会，你们可以做得很好。”

周洺汀后来说那一刻她突然明白：

“他尊重我，也看到我的进步，我才觉得有动力。所以虽然我的数学不好，我也从来没有讨厌过数学。”

渐渐地，她们彻底跳脱了横向比较的陷阱，迎来的不是彼此的攀比，而是“各自的成功可以共存”的真正觉醒。

周洺汀说，小时候的周洺嘉是个“连打电话都需要帮忙”的人，很多需要开口沟通的事，她都会低着头等周洺汀来处理，但在鼎石的几年里，“她不需要我再这样强势了。”

周洺嘉对周洺汀的观察是另一个方向。她看到周洺汀在外面永远高能量、永远在笑、永远在活跃气氛，但“她私下是一个特别喜欢独处的人，”周洺嘉说。

“我们两个人很默契，”周洺嘉说，“你去做你喜欢的戏剧，我来跳舞。我不会再强迫你来看我表演。”

周洺汀承认自己一直在试图理解别人。“我觉得我是那种能洞察很多人需求和心的人。虽然很辛苦，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做到了。”她停了一下，又说：“但这种辛苦在慢慢消散。”

她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到这里。周洺汀在采访里说了这样一句话：

“如果她不是我妹妹，”周洺嘉说，“我不会跟她交朋友。”周洺汀在旁边点了一下头。

如果说周洺汀和周洺嘉的故事，是关于在“不同”中找到“我们”；那么朱子沣和朱子沛的故事，则是关于另一件事：在“我们”之中，如何成为“我”。

朱子沣仍然记得她在鼎石DP中文课上的体验。

那是DP阶段最忙的时候，所有科目的作业都在堆积，截止日期一个接一个。但有一天，鼎石中文教师冯琼琼设计了一个特别的课堂。她把余光中的诗和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摆在桌上，然后提出了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故乡对你们意味着什么？

教室里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有人开始说话。一个接一个。每个人讲的东西都不一样：有人讲的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有人讲的是记忆里的一个人，有人讲的是某种已经回不去的状态。

另一个春天的日子还留在她记忆里。

那天，她们坐到了中文教室外的阳台上，读余光中的诗。

冯老师说，她以前也做过这样的课堂设计，许多毕业生也常常会想起它。

DP课程结束时，班里的每个人都拿了一本自己最喜欢的、课上学过的书，全班同学在扉页上签了字，签的不只是名字，还有一些像诗句一样的文字。

在鼎石之前，朱子沣和朱子沛有过一年在瑞士日内瓦的生活，她们在一所当地学校学习，使用另一种语言，和不同国家的孩子在一起。

一年的时间不算长，但足够让她们对“另外一种语言里的生活”不再感到陌生，所以当她们走进鼎石的时候，朱子沣没有那种需要重新适应的紧张感，“感觉这里比较自在，我们喜欢更自由、更轻松一点的环境。”

在鼎石，朱子沣和朱子沛几乎形影不离。因为兴趣天然相似，她们一起参加过舞蹈团、文学剧场等活动，在不同领域勇敢尝试，但一回头，彼此就在身边。

朱子沣被文学本身吸引，朱子沛在服务式学习项目中发现自己对“如何设计一个课堂”产生了兴趣。在朱子沛看来，那些活动让她们意识到“两个人是有不一样的侧重点”，

朱子沛记得一个具体的场景。

周六的清晨，校园的阳光正好。她们一起走到鼎石的教室里，迎接食堂阿姨和物业师傅家二三年级、七八年级的小朋友，眼睛里闪烁着好奇。

朱子沛和朱子沣站在黑板前，拿出提前好几天画好的彩色单词卡片，设计各种趣味游戏。

朱子沛看着孩子们从一开始的怯生生，到后来举着双手争相回答问题，她站在讲台旁，第一次具体地感受到了教育带来的温度与改变。

“独立的去设计一个课、去教、再去看他/她们的反馈，这个过程对我而言是第一次。”她说，“虽然没有办法改变结构性的问题，但可以让一些小孩得到更平等、更被尊重的生活。”

后来她选教育专业的时候，想起过那间周六的教室。

在大学里，朱子沣继续探索的方向是“全球现代主义”，她想了解非西方国家的现代主义经验，了解中国这样历史和文化与西方不同的国家，是怎样在文学中找到自己的声音的。

朱子沛的专业确立，则更像一场“排除法”。

大学申请开始前，她拿出一张白纸，在桌前坐了下来，先前她一直以为自己会顺理成章地跟着朱子沣一起学文学，直到此刻她问自己：

她在纸上一行行写下大学所有的可能专业，然后拿着笔开始逐一划去：因为没有选IB高级自然科学，划掉理科；因为不喜欢高压竞争的环境，划掉新闻学……最后，笔尖停在了“教育学”上。

朱子沛坦言，那些极其抽象、复杂的系统性结构理论常常会让她感到压迫感。

正是因为在鼎石积累了极其充沛的精神安全感，她们对外部世界的竞争与压力拥有了一种天然的平静。

到了12年级大学申请季，姐妹俩在选校列表中完全排除“是否要在同一所学校”的干扰因素，坦然走向独立的道路。

朱子沣说，“我一直以为我们会学一样的专业，直到子沛告诉我，她不确定自己要不要学文学，我才意识到，一路走来，我们各自都有很多不同的发现。”

朱子沛也有类似的观察。十年级暑假的时候，朱子沣做了一个社会学的研究项目。朱子沛一直以为朱子沣会走纯文学的路，但那个项目让她发现朱子沣对“整个世界或者人类的问题和文学对于现实世界的联系有非常深的兴趣”。

“之前没有特别去想，”朱子沛说，“只是这样的兴趣出现的时候，我注意到，然后觉得有一点点意外。”

然而，在朱子沛心里，朱子沣是注定会学文学的。这个念头最早出现在五六岁的时候。

朱子沛记得那是美术课，老师发了布袋和水彩笔，让她们随便画。朱子沣坐在她旁边，没有画，在写字。她用稚嫩的笔触写下：“艺术是什么？是美丽的风景和思想。”

旁边有大人看见了，弯腰看了好一会儿。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用一支深蓝色的水彩笔，在一只布袋上问了一个问题。她不是在向谁提问，她只是把它写下来，放在那里。

朱子沛隐约觉得，朱子沣是那种人——

“所以觉得她注定学文学。”朱子沛说。

谈到彼此，朱子沣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她们之间——“共生”。

她们也被比较过。

有人会说“朱子沣是这样，朱子沛是那样”。但朱子沣说：“我们并不介意一直被比较，也并不介意自己和对方非常相似。”

面对同一件东西，一次机会或一个选择，朱子沛说她们的反应是“尽全力推给对方”。

同一层宿舍楼里，两对双胞胎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寄宿生活。

朱子沣和朱子沛九年级开始住宿，房间门对门。一层楼的房间离得都挺近，但她们还是经常一起待在公共空间里。

“比如说各自在做作业，但是会坐在一起。”从六年级到十二年级，除了DP阶段有些选课重合，她们几乎没有被分在同一个班，但在宿舍里，她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

朱子沣说她们待在一起的时候：

这种“在一起但互不打扰”的相处模式也从鼎石延续到了大学。

朱子沛读大学时，宿舍是两人间，室友是美国人，不同专业。她形容那种关系“是一种平淡的舒适”。

朱子沣在鼎石的宿舍生活更特殊。她和同一个室友住了四年，有时一天不说一句话，有时几天不交流。

“我们即使一起待着也不会经常和对方说话，很多时候可能一天或者几天都没有说过话。”

然而，每一年选下学期室友的时候，室友都会跟她说：“我们明年还在一起住。”学期结束前，她们会互送礼物和一封信。朱子沣说信里写的都是“诗意的、情感非常浓烈的话”。

周洺汀和周洺嘉住在同一层，但她们的生活完全不同。

在周洺汀的记忆里，她们没有和对方一起吃过晚饭，因为不同的生活与社交圈，她们大部分时候各过各的，“我们两个基本上一天都见不着面。”周洺嘉说。

周洺汀在大学里的宿舍关系延续了这种独立。她在戴维森的室友来自中国香港，她们“平淡而自由”。周洺嘉在纽约独自生活，一个人住，一个人面对曼哈顿的一切。

周洺嘉在鼎石经历过一段虚无主义。

那段时间，她觉得“写文章拿一个分数有什么意义呢？这不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她不知道这感受从哪来。

为了理解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周洺嘉开始接触心理学，但一开始并没有具体的出口，她只是坐在教室里听讲、读材料，慢慢地走出来。

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UCI），周洺嘉按着心理学的路径往前走，清晰，平稳，但她感到了一种新的不满足，她不想就这么待在舒适圈里。

读完大一，周洺嘉决定从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UCI）转到纽约大学（NYU）。她并没有马上确定方向，而是选择去加勒廷学院（Gallatin）。

在这个允许学生自定义专业的学院里，周洺嘉试过时尚，也试过消费者心理学，最后才转到了经济学。“我觉得学这个能帮我提前适应社会是什么样子的。”

一开始，纽约的快节奏让周洺嘉喘不过气，但退回加州那种安逸的环境，她更不愿意。

在曼哈顿喧嚣的街头，冬天的风刺骨地吹过。为了要到一个实习面试的机会，极度内向、过去连打电话都会紧张手抖的周洺嘉，强迫自己每天打开电脑发送自荐邮件。

她坐在曼哈顿熙熙攘攘的咖啡馆里，手心全是汗，却依然微笑着面对对面的行业前辈进行交流。

她曾经靠频繁染发来表达个性与张力，而在纽约高压场的淬炼下，周洺嘉洗去了惹眼的发色，褪下了对外在装扮的执念。“我想都不敢想我会做这种事，但做了。”

渐渐地，周洺嘉发现自己在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一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的事情时，有一个下意识的“拆分”动作，而这种能力是在鼎石养成的，

周洺汀从小喜欢历史。DP阶段选了高阶历史，到大学继续读。

“历史让我感到渺小，”她说。站在千年的尺度上看，很多事情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但这种渺小感没有让她沮丧，反而让她“更宽容”。

在戴维森学院，那个几乎没有中国面孔的南方小镇文理学院里，有一间堆满文献的研讨室。她翻开北卡罗来纳州小镇的水污染档案，也翻过数百年前非洲女童的取水记录，看着那些古老而具体的生命苦难。

窗外的阳光照在黄色的旧纸张上。周洺汀忽然长舒了一口气：“把时间拉长，千年来看皆为蝼蚁，这让人变得更加宽容。”

周洺嘉还在纽约的冬天里继续发着邮件。周洺汀在戴维森的图书馆里，看着窗外的阳光落在旧纸张上，忽然觉得很多东西没有那么重了。她们走的是不同的路，但各自都在往前走。

进入大学，朱子沛在纽约州中部一个叫Hamilton的小镇读书，一所文理学院，安静，偏僻，冬天很冷。

她上过一门叫“inclusive & anti-ableist education（反残障歧视与包容性教育）”的课，讨论不同学习能力的孩子如何在教育体系里得到支持。在这门课中，朱子沛不仅学习交流理念，更多地看到理论性的概念如何运用在实际的教学中。

她记得一个细节，教授讲到教室环境的改造：不是所有人坐同一张桌子，而是把教室分成不同区域——有几张桌子，有几个独立的小书桌，有地毯，有垫子。孩子可以选择自己坐着最舒服的地方，如果想换位置就随时换。

还有一门课讲到“通过激发不同兴趣来教同一个概念”。比如教“恐龙”，可以在教室里设置三个角落：一个角落放沙坑和化石模型，让孩子自己挖掘；一个角落放绘本和文字资料；一个角落放画纸和拼图。同一个知识，多种进入方式。

朱子沛说这些东西的时候语气很平，但她说得很细，每一个设置都记得清楚。

朱子沣在大学里继续学文学。

在文理学院，每位教授指导的学生不多，因此“大部分时候他/她们都有时间和学生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

朱子沣珍惜每一次讨论、学习的机会，在不断收到反馈的过程中，她不断思考如何能在更严谨、更成体系的文学探索上，实现一些新的突破。

往前走的时候，朱子沣有时会想起在鼎石的时光，

后来，她们一起去看过一个美术馆。

朱子沛记得那件雕塑。青铜质地，形状抽象，很高、很窄，笔直地向上，像一只鸟，但翅膀没有展开，只是一个被拉长了的、向上的形状，几乎静止，却像在向上飞。她说，“感觉是我之前很少见到的。”

中学的时候她们都不太懂得怎么欣赏这种东西，但朱子沣在大学里学了现代艺术史之后，站在那件雕塑前面，看到了她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朱子沛说，比起了解对方所学的知识，她们更感兴趣的是对方喜欢什么，新发现了什么，“了解对方兴趣上的转变和新接触到的视角，”她说，“是非常有意思的。”

她们偶尔也会聊起以后的事。这辈子见到对方的时间只会越来越少，但也不是什么需要难过的事——“我们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改变。”

朱子沣想了想，说，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朱子沣说：

后来，朱子沛偶尔会想起那个金色的弧度，停在半空中，像飞又不像飞。她想，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你站在它面前的时候不一定知道它会在哪里留下来。

但是，“我们有一种可以作为彼此存在的证明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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