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校长，一种追问：当AI重塑世界，教育如何抵达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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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石执行校长孟思渊博士
孟思渊
博士:
各位晚上好，今晚大家齐聚于此，正因为我们共同坚守“新世界学校”这一理念。我们相信它所蕴含的乐观，也相信它指向未来的可能。
早年间曾有传言鼎石要在全国各地开设分校——那在当时是许多成功教育品牌的通行做法，但这并不属实。
我们始终守着这一所学校、这些学生、这些家庭，守在北京这个小而美的角落里，但这并不意味着鼎石是固步自封的，恰恰相反：
鼎石寻找伙伴，永远看的是价值观是否相合、伦理是否相通、志向是否一致。初到鼎石时，鼎石时任校长闵茂康（Malcolm McKenzie）校长就把我引荐给包玉刚、弘立和汉基的几位校长。
那是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学校结成的紧密网络：大家怀抱着相近的教育使命，也各自在所处的地域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这些年积攒下来的信任与共同的追求，让我们足以确信：
无论是文化自信的创新，还是卓越的双语教育，虽然不是哪一家的独创，但要把其中的每件事真正办成，靠的正是今晚这几所学校、这几位校长身上那份担当和持之以恒的心力。
今晚的对话，会先从几个触及本质的大问题谈起：我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当人工智能正在重塑这个世界，教育究竟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孟思渊博士
鼎石执行校长
柯韩力博士
香港弘立书院
总校长（时任）
孔羿纬
上海包玉刚实验学校常务校长（时任）
方泰德博士
深圳明湾学校常务校长，香港汉基国际学校前校长
孟思渊
博士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是什么把你们带到了中国？你们把时间和才华投入到培养有中国身份认同和中文能力的学生上的动因是什么？
柯韩力
博士
当老师这条线索，来自我十六岁时遇到的一位特别棒的老师，他在学校课表之外给我们单开了一门课，叫“世界文学”。我们共读的第一本书是《红楼梦》。对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来说，这本小说实在太好了，我当时震撼极了，很多年都忘不掉。所以到二十岁、二十一岁的时候，我决定，总有一天要用中文读这本书。就这样，我去学了中文。
那是八十年代末。我是德国人，当时在海德堡大学念书。再后来我在爱丁堡读了中文的博士，又去伊顿公学教中文。所以中文一路跟着我的职业生涯走。到某个时刻我对自己说：是时候去中国大陆生活了。那是2008年。到今年，已经有十八年了。
方泰德
博士
我想我的经历对年轻人是个提醒：职业道路从来不是笔直的。我是在人生相当靠后的阶段才开始学中文的。既然住在一个国家，如果不学它的语言，就跟不品尝当地美食一样说不过去。
我心里有一个很深的信念：
孔羿纬
我的职业起点也不是教育。最早做的是金融，后来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究竟希望从工作里得到什么，也想找一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感的事业来做。于是我重新回到大学，后成为一名英语教师，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真正走进了教育行业。
回头看我在英国带国际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的那段经历，他们带来一种严谨，一种把学习当回事的态度；同时也带来一种为自己是谁、为自己从哪里来而自豪的感觉。
如今在这样一个双语的、国际的空间里工作，对我来说，教育重要，而身份认同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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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明湾学校常务校长，香港汉基国际学校前校长方泰德博士现场分享
孟思渊
博士
我们都被学校深深影响过，无论是我们读过的学校，还是那些我们有幸工作过的学校。三位有没有什么故事，关于你之前读过或工作过的学校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你？
方泰德
博士
我正好想到一件事，一直在试着在新学校把它实践出来。我之前在弗吉尼亚一所很好的寄宿学校待了十四年，曾有机会把我心中的设想一次次真正落到实处。
我管这种文化叫说“是”的文化，现在我正想方设法在新学校里营造出来。
孟思渊
博士
这一点在鼎石也一样。我刚来的时候，当时的学生主任跟我说：“鼎石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们会对孩子说‘是’。”
我常常想起这句话，尤其是当学生提出一个听起来不那么有吸引力的或者成本很高的想法时。我努力提醒自己：尽量想想办法，换个思路，看有没有说“是”的可能。
孔羿纬
我来包玉刚之前的那所学校，大概是对我的专业和领导风格影响最大的。我在那儿待了十一年。那是一所贵格会学校，贵格会是十七世纪兴起于英国的一场运动，非常看重社会价值和“为自己的信念站出来”的勇气。
这是一所致力于把年轻人变成品行良好的成年人的学校，它相信：不论你做什么，你都可以带着责任感去做，带着对他人的善意去做，并且清楚你所做的事会对你将要进入的世界产生影响。
所以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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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包玉刚实验学校常务校长（时任）孔羿纬现场分享
孟思渊
博士
现在的学校，正迎头撞上一个剧烈变化的现实。有没有什么关于“学习”的观点，是你从前认为对的，现在认为已经不对了？又有什么是恒久不变的真理？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你觉得学校需要放下什么？
柯韩力
博士
在我看来，教育理念总是在不断的变化。但答案其实很简单：
不过我也觉得，眼下这个时期非常让人兴奋。互联网确实给教学带来过一次很大的推动——那还是 AI 之前的事。它让分享变得太容易了：资源可以分享，好的做法也可以分享。我们是可以合作的，这对所有孩子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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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弘立书院总校长（时任）柯韩力博士现场分享
方泰德
博士
借助脑科学的发展，我们对“学习”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不认为学习这个行为本身变了，而是我们对学习的认识变了。我们更懂得学生在学习中的投入是如何发生的了。
这里有一部分原因是学校功能的转移。学校在历史上基本就做两件事：传递信息与知识，以及培养人。
互联网时代来临后，学校教育发生了一次大转向。从那时候起，我们开始谈批判性思维，不再只谈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也开始谈“做”，也就是项目式学习。人工智能把这一切又推到了下一个层级。
孔羿纬
变化一直存在，从来没有停滞过。因为学校像一面诚实的镜子，首先映照着本地的社会变迁：学生、教师、家长；它也更广泛地映照着国家和整个人类世界，始终是一幅在不断演变的景象。而人工智能是全社会的一个重要关口，因此也必然是教育的关口。
我想起自己当年教英语的时候。我们最早让学生做课程作业，是允许用文字处理软件的。它自带拼写检查功能。当时有一种说法，听着挺吓人：你让孩子用拼写检查，他们肯定就不会拼写单词了。
然而这个预言并没有应验。但它给了大家一个提醒：
但我始终觉得，在AI和技术这件事上，学校得守住一条底线：可以做，不等于必须做。
因为有些东西，一代代传下来，是技术再怎么翻新变革，都不会改变的，就是那些“让人成为人”的东西。
学校如果连这些东西都看不见、接不住、也不当回事，那我们就会辜负这一代年轻人。
我对AI的态度不是非黑即白的。我跟大家一样，心里也有顾虑，但这不等于我们就该照单全收，我主张的是有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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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石云音国乐团学生带来开场演奏
孟思渊
博士
我很赞同，而且有一点格外要紧：要先看不同学科的学术研究怎么说。心智、脑与教育这个领域，也就是认知神经科学，它们已经告诉了我们在什么条件下学生会学得最好，我们要从这里出发，答案还没出来，我们不能抢跑，所以学校在这件事上谨慎一点，是有道理的。
孟思渊
博士
方泰德博士刚才提到，有些做法我们一直是凭直觉相信它对孩子好，现在研究告诉了我们它为什么真的有效，比如体验式学习。你这些年一直在推广体验式学习，能不能讲讲，你为什么认定它对孩子如此重要？
方泰德
博士
把学生带出校门，不只是我们从前说的那种“参观”，而是真正像当地人一样生活，学习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个谁都懂的道理：
说到 AI，我其实是兴奋多过害怕，尽管我也认为学校需要谨慎。我觉得眼下最大的挑战之一是评估：
学校必须想明白，究竟什么才算真实性评估。这跟“学生的声音”有关，它可以克隆你的嗓音，却无法替你站到台上，当着一屋子人的面，把你的想法讲出来。
所以人工智能存在的意义是倒逼我们去想清楚，什么才是人类独有的东西。
孟思渊
博士
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不断降低学生“动手去做”的门槛。有时候，学校反而会变成挡在孩子和行动之间的一堵墙。
我们总觉得，他们得先学到某种专业程度，先准备得足够好，才有资格去做真正有价值的事情。而 AI 可贵的地方恰恰在这里：它把行动的门槛大大降低了。
孔羿纬
有一个转变，学校正在主动朝它靠过去：从“获取知识”转向“运用知识”。现在坐在教室里的这一代孩子，不需要像我们当年那样去“知道”很多东西，也不需要把知识背下来。他们手里已经有了AI 这样强劲的工具，死记硬背不再是他们该花力气的地方。
方泰德博士刚才说到评估，这里头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恒久难题：
说到底，是在帮他们长出“学得进去”所需要的能力，而这些能力，和“学得进去”所需要的知识，是一样重要的，所以我们得尽可能多地给他们机会，而且是因材施教，让他们把学到的东西带到不同的方向上去、带到不同的场合里去。
这样一来， “软技能”反而成了关键技能：合作，跟人共事，去试，去失败，从失败里学习，然后换一条路接着走。
我认为这些必须结结实实地长进我们新的课程里去。如果我们真做成了，哪怕未来的世界复杂又难缠，年轻人也是有准备的。
柯韩力
博士
我们管这些能力叫“持久技能”（durable skills），意思是它们能比 AI 这个时代活得更久。在座这几所学校有一处惊人的一致，那就是我们的老师是了解学生的。师生比无论高低，我们都分辨得出哪一句是孩子自己的声音。
所以在现阶段，我们可以先看看 AI 正在如何改变职场。
孟思渊
博士
最近我们校内一直在讨论一件事：美国有两所很好的大学，普林斯顿和斯坦福，同时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策转向，相当于推翻了之前的“荣誉准则”。
所谓“荣誉准则”，简单说就是考试不派老师监考，全凭学生自觉。但这两所学校前不久宣布，要恢复监考制度了，打破了先前延续了一百多年的传统。为什么要改？因为老师们已经判断不了，交上来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学生自己做的。
如果学校在这个时代依然让孩子做那种几百年来一成不变的题目，那就是教育者的懒惰和失职。
孔羿纬
这两年，我们一直在做知行中国项目。就是带着学生走出校门，到中国各地去，把学习放到路上去完成。它把探究学习、服务学习和文化学习揉在一起。这些经历，孩子是会记一辈子的，但更要紧的还不是这个，是它给了孩子一段独立成长的宝贵时间：暂时离开家里的照顾与限制，自己做主，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能力一点点练出来。
孟思渊
博士
像我们这样的学校，真正独特的优势，是把这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能力慢慢内化到孩子身上。我们必须开始思考，怎样为他们大学之后更漫长的人生做准备。
那么，我们对孩子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知道那些持久的能力是什么，也知道它们可以怎样被养成，同时仍然承受着不小的压力，要确保孩子能踏进下一个教育阶段的门槛。这中间是不是有一些张力需要我们去处理？
柯韩力
博士
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未来品牌反而会变得更加重要。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地方。是的，我们拥有充足的资源，我们的学生也有很多机会。正因如此，我们更要提醒自己：不要在进城之后，就把身后的吊桥拉起来。
孔羿纬
还是要回到基本面，无论哪所学校，最基本的就是它创校的使命和愿景。而作为家长，你需要确认送孩子去的那所学校，是否会兑现自己的承诺。
某种意义上，深入了解任何一所学校的起点都是：它们在门楣上写了什么？那个承诺是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这个世界会依然复杂且继续变化，而且节奏只会越来越快。那么，我们做什么才能让年轻人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
首先是帮助他们形成对自己的清晰认知。
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什么对他们是重要的？这就回到了那个听上去有点老生常谈的说法：
方泰德
博士
我们学校的四个核心价值观，本质上都指向“人”：善良、强身、创新、包容。尤其是“善良”，听起来很柔软，其实是一个很深的价值判断。你会发现，这四个词里甚至没有一个直接谈科技。
孟思渊
博士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我们提供的是一套标准而严谨的课程；但我们坚持核心必须是价值观，而且这是不可谈判的。一个孩子要从我们这儿毕业，光有分数不行，他得让人看见他真的认可这些价值观。
柯韩力
博士
我认为这非常重要。
我们身处一个资源相当充裕的环境，我们的许多学生会成为未来的领导者，而这正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孟思渊
博士
学校把价值观放在第一位，会难在哪里？你们做校长这些年，什么时候会觉得这条线不好守？
孔羿纬
低年级进来的时候，把价值观放在最中心的位置是很容易的，可以说一直容易到小学毕业，升入初中。可是突然之间，考试一下子就逼到眼前了，再往后还有大学申请。弦就是在这个时候绷起来的，学生绷，家长也绷。
这正是学校社区需要不断对齐的地方。大家要从心底里接受：价值观的重要性不会被分数压倒。关键在于把这些东西维持在某种平衡里，并且明白，价值观的主张，会支撑学业上的成果，而反过来是不成立的。
做教育的人知道，快乐的孩子才会实现他们最大的潜能，而且会在此之上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不快乐的孩子，永远收获不了那种踏实的成就感。
所以在家庭和孩子与学校同行的这一整段路上，我们要始终保持非常开放、非常诚实、也互相尊重的对话。
孟思渊
博士
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家校彼此信任度很高，家长也很认可学校的使命和价值观，可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不踏实，觉得孩子学的还是不够？
孔羿纬
就我在包玉刚的经验而言，学校和家长之间的信任度是很高的。每个人都想给学生最好的：家长想给孩子最好的，我们也想给孩子最好的。但有时候，分歧恰恰在于“什么才是最好的”。
因此我认为，学校越是肯在家校沟通活动上下功夫，越多支持家长、给家长提供信息和建议，家长就越能自己做判断。
现在的社交媒体上，有太多太多的噪音是针对家长和年轻人的。
这样的能力越强，那么学校社区也就越健康。
孟思渊
博士
我们要做的功课，是设法让每一个家庭都能从学校老师那里得到诚实的、真实的反馈：什么才是适合他们孩子的路，以及，给孩子多少是足够。家校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把时间和资源用在对的地方。
● 我是一名老师，教计算机科学。我做初中计算机老师的这三年里，技术迭代了好几轮了。所以我想问：学校要怎样支持老师去做更多有效的专业发展，让我们还能做出一些新的、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孔羿纬： 我的建议是，你可以跟其他学科的同事一起合作跨学科项目。与其去参加更多技术培训，不如多问问其他学科的同事：“我们能不能一起想一个合作项目？”对学生来说，上课会变得更丰富更有意思，你们计算机组的老师也会轻松一些。
● 我是一名初中老师，我百分之九十的学生和家长非常在意分数。我有一个学生跟我说：“您不了解我的处境。如果我考不好，我父母会惩罚我，我会更不快乐。”我想知道，作为一名老师，一名教育者，我该怎么做？
柯韩力博士： 这正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意义所在。在我们这一边，这也是台上四位校长共同的责任，我们必须拿事实告诉各位：
我希望我们能拿出结果来，让大家相信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而这条路上的孩子，是快乐的，是舒展的，也是成功的。
孔羿纬： 我完全能理解，一线教师每天面对家长这样的追问会有多大压力。所以，真正需要弄清楚、也能成为教师底气的，是学校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
但如果你所在的是我们台上几位所代表的这类学校，那么重点就不该只落在分数上，而应放在孩子整体的发展。
也许这就是你必须带着家长一起走完的一段路，我相信你已经在走了。但这条路的起点，是家长自己想明白：
● 你们怎么兼顾学生的理想和现实，在培养好奇心的同时取得优异的分数？
孔羿纬： 在我从事教育工作的这些年里，很少有人真正主张：在一场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是一件坏事，或者尽己所能、追求卓越是不值得重视的。
学校教育一个常见的问题，是过早地给孩子归类。我们很容易说：这个孩子数学和科学好，但语言不行；那个孩子有创造力，但生物不好。可这些往往只是阶段性的表现，不该过早变成对一个人的定义。
更好的叙事是：
学术上的重要性、学术上的那些标杆，它们仍然会是学校的追求，仍然会是年轻人通往下一段人生的站点，但它们不是以牺牲别的东西为代价而得到的。
我们看到的是，知识和能力的发展其实在互相支撑，而不是朝着不同方向跑。
● 有点压力能不能让孩子成长得快一点？孩子太快乐了，在这样“轻松”的环境中成长，我特别担心我的孩子将来能不能养活自己。
孟思渊博士： 真相是这样的：快乐和卓越并不互相排斥。孩子可以取得很高的成就，同时也是快乐的。
孔羿纬： 以我的经验，我们几个人这些年教过成千上万个孩子，我想不起来任何一个不快乐的孩子，做得比我们预期的更好。通常是反过来的：一个不快乐的人实现不了自己的潜能。
所以，你真正想表达的也许是，孩子需要一些挑战，需要在挑战中成长。
● 在 AI 时代，价值观会有变化吗？会不会提出一些新的价值观？
孟思渊博士： 我们还不了解它的边界在哪里，但从根本上说，它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映照人的经验。但我很难想象，会有某种我们尚且不知道的价值观正从地平线上升起。也许是我们实践的方式会有一点变化。
五年前，如果你问教育者：“你会就某某话题去咨询 AI 吗？”我们大概会说：“不，当然不会，永远不会。”而现在我们一直在用，遇到大事会忍不住和它商量商量，也许这才是正在变的东西。
方泰德博士： 我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AI 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它逼着我们把目光牢牢盯住一件事，什么才是人独有的。所以在 AI 的时代不妨这么讲：
孔羿纬： 刚才我们谈到 AI 对年轻人第一份工作的冲击。放到整个社会的层面上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需要我们认真想的问题。
借着 AI，一件事是能做得更快更省力；可如果代价是，从学校和大学里走出来的人找不到工作，那么对于社会发展而言，这样用 AI，算不算合乎伦理？
所以我想，有一部分价值观是落在细处的：你在作业里用了 AI，就要如实标出来，说清楚哪一段是它帮的忙。
可真正的伦理难题，单靠哪一个行业、哪一个国家，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涉及到人的生存处境，所以非得跨文化、跨国界来谈不可。
● 现在已经有一些大学生感受到，在学校学的一些知识已经有点落后了，赶不上一些科技公司研发的速度，所以他们大一、大二就选择先去这些行业里工作，或者自己创业去做，那么对他们来说，大学的价值在哪里？
柯韩力博士： 大学未来还有没有意义，是一个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
今天，一个人几乎可以免费接触世界一流大学的大量课程和专业内容，真正稀缺的，反而是持续学习的动力、反馈和陪伴。
于是问题变成了：如果知识本身不再稀缺，实体大学究竟还提供什么？
尤其在 AI 让基础知识和一般性能力越来越容易获得之后，人们会更需要一种可信的信号，去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超越了这些基础能力。
中小学还有教师的持续观察和过程性评价作为支撑，而大学如果仍然高度依赖课后作业和一次性提交，就必须重新思考：
我们究竟在评估学生完成了什么，还是学生真正学会了什么。
孔羿纬： 我的立场当然还是那句话——站到人这一边。能做，不等于该做，更不等于非做不可。
我们想做到的是，孩子离开学校的时候，手里不光有进大学要用的那些东西，还得有一股耐力，有自己的本事和见识，够他克服各种困难。
方泰德博士： 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
而我们所在的 K–12 教育，是一个很好的领域，在有了 AI 之后更是如此。
孟思渊
博士
今晚这场对话，是一场很有分量的对话。学校之所以仍然存在，不只是因为孩子需要一个获得知识的地方，更是因为成长需要真实的人、真实的关系、真实的反馈和真实的共同渡过。
一个孩子需要在一砖一瓦的校园里被看见，也需要在这里尝试、失败、合作、表达、承担；需要在复杂的世界里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并知道自己愿意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也许正是 AI 越发强大之后，教育最应该重新珍惜的部分。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