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韦尔斯利录取的鼎石击剑女孩：我是打后半场的人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运动之一，击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现代击剑运动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最初是贵族和骑士决斗的手段，后来演变为一项现代体育项目，被纳入第一届现代奥运会。

在漫长的历史里，击剑一直是“优雅”与“暴力”的结合体——剑客们穿着白色的保护服，在剑道上进退如舞，但每一次出剑都指向对手的身体。

在击剑的三个剑种中，潘怡铭练的是重剑。这是最重的一种剑，全身上下都是有效部位，谁先刺中谁得分。

没有花剑和佩剑的“主动权”规则，重剑节奏更慢，也更考验耐心和判断，就像是“格斗中的围棋”，不只看你出手多快，更重要的是看你多想了几步。

但对潘怡铭来说，重剑的“慢”，恰好给了她足够的时间去“犹豫”，和足够的时间去翻盘。

2016年，小学2年级的暑假，刚在鼎石度过第一个学年的潘怡铭，被父母带领着尝试体育运动。

在游泳、乒乓球、击剑等众多项目中，她选择了当时觉得最“新奇有趣“的击剑。8岁的她按照教练的要求做了几个测试：折返跑、接小球，然后被告知：“你适合重剑。”

从那时起，潘怡铭便拥有了一周练习2-3次的击剑时间。她一直上大课，一个班二十多个小朋友。她不是最刻苦的那个，也不是最差的。

第一次拿冠军，是5年级参加的俱乐部内部比赛。在潘怡铭的记忆里，她稀里糊涂打到了第一名，“后来看视频，才发现自己一直在做同一个动作。”

那一次之后，她开始有了好胜心。“就像开窍了一样，”她说，“会觉得要稍微好好练一些。”

但多年过去，潘怡铭始终没有成长为一个“进攻型”选手。“我进攻不好，所以打后半场，”她说，“等别人来打我，然后防守反击。”

这不是一个全然被动的选择。

每场比赛前，击剑运动员们都会关注自己和对手本赛季各自累积的积分，比赛规则规定如果双方长时间不进攻，裁判会给当前积分低的人“警告”，所以如果积分比对手高，就有资格等，等对方着急、失误，等那个最合适的时机出手。

但“等”是有代价的。

“比赛的时候我会犹豫，”她说，“教练在后面喊‘你快打！别犹豫！’，但我脑子里在想‘为什么刚才那剑没出去’。”

护面底下，潘怡铭是犹豫的，但她的教练看到了另一面。“她的时机感和剑感是天分，”江教练说，“她属于比赛型选手。”

潘怡铭对自己的观察更直接：“我擅长的是打一些本能反应。我没有别人练得多，但我有几个动作做得非常熟练。对手一来，我就本能地做这个动作。”

一个在护面里犹豫的女孩，也是一个能在大赛中大比分翻盘的选手。这看起来矛盾，但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个面——潘怡铭的“等”不是退缩，是她找到的适合自己的方式。

防守，是她主动选择的战术。

她清醒地认识并接受自己不是一个攻击性很强的人，然后把这种“不主动攻击”转化成了自己的优势。

她防守，等待，在对手露出破绽时出手。

那场14比11的翻盘，是潘怡铭很少主动提起的比赛。

2024年，潘怡铭参加了U18世界中学生夏季运动会击剑选拔赛，冠军将代表中国队去参加2024年U18世界中学生夏季运动会。赛前，潘怡铭没抱希望，她想着“反正就在北京打，就当去玩一玩。”

一路打到决赛，面对曾经拿过全国击剑冠军赛（总决赛）青年组铜牌、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总决赛公开组冠军的专业队选手，潘怡铭压力倍增。“一上来就落后，一直到14比11。” 再输一剑，比赛就结束了。

意外的是，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的对手突然着急起来，“可能是想赶紧结束比赛，她出手越来越急，破绽越来越大。”

14比12。14比13。14比14。

决一剑。潘怡铭刺出去，赢了。

“运气好，”她说，但江教练不这么看，“对方给我们机会，我们也把握住了。如果她没有那个能力，给了机会也没用。”

在女子击剑的历史上，从不缺少这样的时刻。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栾菊杰凭着顽强的韧劲，在手臂受伤的情况下为中国赢得第一枚奥运击剑金牌；2021年，孙一文在东京奥运会重剑决赛加时赛中“一剑制胜”。

正如潘怡铭不是不害怕，她是害怕着，也继续打。

从获得第一个俱乐部冠军开始，潘怡铭一路打到全国青年击剑锦标赛暨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预赛第22名、2025年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全国赛（第二站）冠军、2024年U18世界中学生夏季运动会第3名。

9年级那年，潘怡铭打了一场让她很久都缓不过来的比赛。

那是2022年北京市第16届运动会击剑比赛。赛前，大家都觉得她能拿第一。她刚在几场俱乐部联赛里打败几个有竞争力的对手，教练说她状态不错，父母也觉得她有机会。如果这场比赛获得第一名，就能评上一级运动员，9年级拿一级，放在哪里都是亮眼的成绩。

然后潘怡铭第一轮就输了，输给了自己的好朋友。

打法相冲，潘怡铭打得太急。剑出去的时候，总是差那么一点点。比分一点点拉开，她追不回来。最后一剑刺出，灯没亮，比赛结束。

赛后父母很生气，教练也很无奈。潘怡铭记不清自己当时具体想了什么，只记得那种感觉，

她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这种重量。只是从那以后，每场比赛潘怡铭都认认真真地打。她再也不敢轻视任何一个对手。

“每场我都好好打了，”她说。但与此同时，一种新的东西缠上了她——她开始特别想赢。

“之前本来无所谓的结果，突然变得非常重要。”

训练的时候想，比赛的前一天晚上想，站上剑道的时候也想。那种“想赢”的感觉，像一根紧绷的弦，时时牵扯着她的神经。

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想赢”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然而，练习击剑久了，潘怡铭慢慢明白一件事：

没有绝对的强弱。打法相克，风格相冲，有时候赢了不是因为你强，是你恰好“克”对方；有时候你输了也不绝对是因为实力弱，而是对方“克”你。

教练说得更直接：“击剑的偶发性、相克性很足，运气占50%。”

这也让潘怡铭渐渐地对输赢有了一种很特别的态度：

“我要是碰到‘克’我的人，只能说我运气不太好。”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不甘心，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这种认知，让她在胜负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不把自己看得太重，也不把自己看得太轻。

体育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逆境应对能力”，指的是运动员在落后、受伤、状态不佳时，仍然能够维持表现的能力。这种能力很难被训练出来，它更多来自一个人内在的定力。

潘怡铭不是那种外显的、张扬的自信，而是一种安静的、近乎本能的坚持。

后来，潘怡铭很少主动提起自己的成绩。不是谦虚，“我怕他/她们把我捧得太高，”她说，“我不喜欢那种感觉。”

在鼎石的11年里，尽管一部分时间被训练和比赛占据，潘怡铭依然坚持参加社区的各类活动。

“8年级开始，我学习训练之外的时间不太多，很多事情都需要提前安排，但是只要有兴趣，只要那段时间可以协调，我就会去尝试。”

她加入了鼎石云音国乐团，弹阮，从5年级一直坚持到12年级。

10年级，潘怡铭加入了鼎石年鉴KAP，承担对外联系、设计排版等工作。11年级她成了学生负责人之一，主要负责与外部沟通、统筹资料和人员管理，这是一个需要大量沟通和协调的角色，有很多细碎的事项，但是潘怡铭都细致、按时地交付了。

在年鉴指导老师、鼎石教与学副主任王顼老师眼中，潘怡铭有一种“温柔的力量”：

潘怡铭从小学习绘画，虽然没有选择艺术专业，但绘画一直留在她的生活里。

宿舍楼要设计logo，她和好朋友曲若水合作，选择西三墙面的蓝色和橘色作为基调，将W和3融绘进一只可爱的仓鼠；她还为所在的指导教师小组设计名为“Gong Cai Gang（贡菜帮）”的logo，并印在T恤上。

在指导教师、鼎石数学教师Jason Roy看来，潘怡铭身上有一种非常珍贵的品质：

Jason还记得潘怡铭主导拍摄、剪辑的“时间胶囊”视频，“她很擅长捕捉群体的性格，然后把它变成值得记住的东西。她通过一些很小但很用心的事，给我们小组带来了很多快乐。”

如果没有整段的时间去参加长期项目，潘怡铭就去当志愿者。Operation Smile的义卖筹款、众爱（Roundabout）慈善商店的物资整理、CAS Fair的组织协调等活动中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而潘怡铭对身边人的关注，往往是不动声色的。

朋友心情不好，她总能察觉到，但不会追问，只是找个机会把人带出去走走。

在好朋友成悦闻眼中，潘怡铭身上有一种“成熟与不成熟的辩证统一”，

这种对自己时间、精力和边界的清醒认知，也体现在潘怡铭日复一日的日程管理上。

从9年级开始，潘怡铭的训练节奏基本固定了。周三下午一节小课，周六周日大课。教练有时间时，会再加一节小课。

周三下午，潘怡铭的日程是这样的：2点40放学，3点上课。回宿舍换个衣服，骑自行车去剑馆。练习1个小时，有时候再打半个小时实战。4点半回到学校，5点洗完澡，跟朋友吃个晚饭，然后开始写作业。

她说这些的时候，像是在念一份日程表。“累，但习惯了。”而这多年习惯的背后，是一套严密的排序和决策逻辑。

潘怡铭不是那种会把所有事情都塞进日程表，精确到几点几分做什么的人，但她脑子里有一个清晰的优先级：训练和比赛的时间是固定的，不能动；其他事情围着它转。如果实在复习不完，她会做临时调整，但调整的前提是“实在不行”。

“我觉得我并没有非常刻意地做平衡，”潘怡铭说，“我只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做一些调整。”

随着训练时间的增加，比赛成绩的累积，潘怡铭清晰地意识到击剑已经是她学习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她必须作出取舍。“每年重要的比赛就那么多，必须好好准备不能错过。”

她的时间被切成了一块一块的——学习、击剑、吃饭、睡觉。但她还有一种时间，是在路上。

去比赛的高铁上，她趴在桌板上写作业；比赛的间隙，她躲在酒店复习；从剑馆回学校的路上，她在脑子里过一遍待办清单。

有时候周末比赛，潘怡铭只能周五晚上飞过去，睡一觉，起来就打，打完立即飞回来。“这样可以最少耽误学校的课程”，她很少抱怨这些，只是在每一次切换中，安静地把该做的事做完。

成悦闻对此有一个观察：“她是最J（有条理）的人，但她能丝滑切换不同模式，前一秒还在玩，下一秒就开始做数学题。” 

郭诗雯也注意到了她的学习方法：“她会把一个大任务拆成小步骤，一步一步完成，而不是拖到最后一秒。”

但潘怡铭自己说起这些，只是说：“我要训练，所以学习必须更有效率。我不会让作业延期，基本都准点交。” 

说得轻描淡写，但背后是什么，她的朋友们知道。

在学校，潘怡铭有彼此信任、互相陪伴的朋友们，郭诗雯从小打高尔夫，曲若水喜欢帆船，成悅闻则坚持打网球，长期的运动习惯使得她们深知体育训练的艰苦。

在郭诗雯眼中，潘怡铭更接近一个运动员，“她不去剑馆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健身，我和许笑凡陪她练击剑的专项动作。”郭诗雯分享道。

因为击剑，潘怡铭错过了很多次校园周末，错过了与朋友们相处的时间，这是她回忆鼎石生活时最遗憾的事情之一。

但也有这样的时刻：

这是潘怡铭的方式。她不标榜热爱或牺牲，只是在冷静的思考之后，做出选择，并坚持下去。

她知道每一场比赛都可能影响教练对她的判断，所以她把自己嵌进那个日程表里，日复一日。

决定走体育升学这条路，不是一瞬间的事。

“一开始我自己没有想用学生运动员的身份申请，”她说，“一直到我成绩差不多达标了，才决定走这条路。”

在美国大学体育体系中，全美大学体育协会（NCAA）依据竞技水平与办学宗旨分为三个级别。Division I 和 II 允许提供基于运动能力的财政资助（体育奖学金），而 Division III 则不提供。

经历了8、9年级的密集比赛后，10年级开始，潘怡铭便一边参赛，一边收集、整理比赛成绩与相关素材，并将自己的简历和资料发给尽可能多的大学校队教练。

若教练有意向，通常会进一步索要成绩单，并安排面试。面试通过后，教练会再把资料提交给学校招生部，等待审核，并根据结果反馈“积极”或“拒绝”的信号。

如果收到招生部的“绿灯”，教练会与潘怡铭确认申请意向，并为她出具推荐信。最终，她在早申阶段递交申请，等待学校的录取结果。

然而，即便已经明确的招收意向，在DP阶段，潘怡铭依然需要坚持打比赛，以在国内俱乐部联赛中保持排名，并不断给教练更新素材。

经过长时间的沟通，给予潘怡铭明确信号的教练基本来自于Division III的学校。

在制度设计上，Division III 强调“学生”身份高于“运动员”身份，尽管其学术准入门槛由各校自主设定，但其成员校通常维持极高的学术标准，确保体育活动仅作为教育体验的补充。

所以，无论是申请阶段，还是入学以后，

因此，在临近申请时，大学校队的教练曾明确告诉潘怡铭：“你不用再打更多比赛了，你把考试考好，把成绩单发给我。”这也说明只有击剑成绩被教练认可是不够的，学术成绩也要达到大学的录取标准。

对于国际学生来说，用学生运动员的身份申请大学挑战更大，因为比赛成绩和视频都只是“材料”，教练没有办法看到真实的现场表现。

所以，一部分国际学生会选择飞往国外打比赛，以扩大被教练看中的可能性。但国外的比赛同样充满不确定性——分组、对手的状态、当天的发挥，都会影响结果。

2024年暑假，潘怡铭去美国参加了美国击剑协会（USA Fencing）举办的全国性比赛，几百人同场竞技，她最终排在第55名。

更复杂的是，这是一条充满未知、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路。

对此，鼎石大学升学辅导总监蒋小波老师这样说道：

潘怡铭很清楚这一切。

对她来说，体育升学和学术申请最大的挑战，在于评价体系的不同：

学术申请时提供的材料，往往是多年的积累：成绩、活动、文书，有不断提升的空间；而体育升学，教练看的可能就是某一场重要的比赛。

多年的训练、数十场比赛、无数个在高铁上写作业的夜晚，最终被压缩进关键的那几场，甚至是那一场。

“所以打比赛压力很大，”她说，“又要排名，又要有素材给教练。这一场整体表现要好，动作要做得好。” 一场打不好，可能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

在2022年到2025年间，潘怡铭打了30多场比赛，每场基本上都报两个组别。

“每场比赛都很紧张，”她说，“万一打坏了怎么办？”她甚至紧张到哭过。“但来都来了，就硬着头皮去打。” 这些压力她很少跟别人讲，“就靠自己。”

而申请的过程不只是潘怡铭在被挑选，她也在挑选教练。

“教练会判断你的整个氛围能不能融入社区。如果不适合，他不会要你。”反过来，她也在观察教练——训练强度、团队氛围、对学术的支持。

她不是拿到意向就接受，因为进入大学之后，她还需要固定时间去训练，并代表学校打比赛，所以她会问自己：这个学校真的适合我吗？

“我发给教练的简历里，除了击剑成绩，也有我的活动、我的成绩，”潘怡铭说，她想让教练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击剑手，还有她这个人，但她也知道，教练最初注意到她，是因为击剑。

“被选中”的感觉很复杂，被认可，但也知道自己被看见的只是其中一面。

对此，潘怡铭这样说道：“这样的申请方式把我局限在了一些学校里，不像其他同学想申什么就申什么，我就在这几个学校里选。” 

她把简历发给了很多学校，回的也不少：韦尔斯利、塔夫茨、瓦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丹尼森都给出了明确的意向。

然而，去国外参加夏校、比赛的经历让潘怡铭对自己选择大学有了一个更清醒的判断，相比起综合类大学的氛围，她向往更小、更紧密的社区，她知道自己适合什么：

“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如果人太多教授注意不到我，我可能也不会发言。我需要小班，需要教授能主动连接到我。”

潘怡铭选择了韦尔斯利。

1870年的秋天，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在美国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镇创立。

一个半世纪后，它的名字几乎成为“女性力量”的代名词。作为著名的“七姐妹女子学院”之首，韦尔斯利学院致力于培养“改变世界的女性”。

在很多人心中，它是美国最好的女子学院，其拉丁文校训“Non Ministrari sed Ministrare”（非以役人，乃役于人）鼓舞了无数学生。从宋美龄、冰心，到希拉里·克林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这份校友名单，本身就是一种回答。

但潘怡铭选择韦尔斯利，不是因为这份校友名单。

9年级那年，潘怡铭列过一个大学名单，里面并没有这所学校，直到开始向教练投简历的时候，她才开始认真了解韦尔斯利，了解它的击剑历史、训练频次、课程设置、学校排名。

随着了解的深入，她被韦尔斯利学院那种安静，不张扬的氛围所吸引，“它和我一样，淡淡的，”她说。

对潘怡铭来说，进入大学意味着她要和来自全世界的击剑手们一起，以团队的方式参加比赛。

自20世纪70年代正式组建以来，韦尔斯利击剑队在半个世纪的征程中四次参加NCAA锦标赛（NCAA Championship），两次获得NEIFC三剑种比赛团体冠军（NEIFC Three-Weapon Team Championships）。

在更深的层面上，她发现韦尔斯利的精神与自己关心的事情是相通的。

长期以来，潘怡铭关注教育不平等和资源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她从小学开始参与公益项目，后两次前往尼泊尔支教。

第二次去的时候，她和团队给当地小朋友建了一座图书馆。

那趟行程还有一个晚上，潘怡铭一直记得。

经历了三小时的爬山和漫长的车程之后，同学们终于在餐厅坐下休息，然而潘怡铭突然注意到一位同行的乌克兰同学正默默地流泪。

潘怡铭把自己的观察分享给另外两名学生负责人王鹤颖和邱天，她们意识到：“我们可以凭自己的意愿选择参加这趟行程，但对来自乌克兰的同学来说，此刻就算她想回家，也回不去。”

这一发现刺痛了她们，她们一致决定“不能让这个夜晚就这样结束在悲伤中。” 于是三位同学一起商量，找到一首传统的乌克兰颂歌，然后和随行的老师一起讨论了计划：

在其他同学回酒店后，她们特别为三名乌克兰同学点了香草冰淇淋，并请餐厅经理播放了这首歌曲。

在采访中，潘怡铭分享了自己对不平等的看法：“我对自己的幸运一直心存感激：我在充满爱和支持的家庭中长大，学校也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鼓励我探索自己的好奇心。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无数的人没有这么幸运，所以我想要从系统中改善资源不平等的境况。”

改变世界不一定需要站在高处，站在具体的人身边也是。

就像2024年U18世界中学生夏季运动会时，作为选出代表中国参赛的6名学生运动员之一，潘怡铭主动承担了翻译和沟通的任务。她之前并不认识这些人，但既然她能做到，她就做了。

最紧急的一次，是一个女生的剑被另一个队的选手拿错了，且那人已经离开。女生急得快哭了，教练也着急，而翻译并不在场。潘怡铭没有等翻译回来，拉着女生直接去组委会，把剑要了回来。

“人和人之间的感觉会变，”她说，后来的比赛中，他/她们渐渐熟悉，吃住在一起，训练在一起，剑坏了有人帮你修，翻译不在有人顶上。她说不上来那叫什么，但觉得那就是一个队伍该有的样子。

潘怡铭知道自己的边界，她在最笃定踏实的范围里，找到了一个气质相投、精神内核又与自己内心关切相通的地方。

等待录取结果的那天晚上，潘怡铭记错了的时间。“等了四十分钟，情绪就淡了。打开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淡淡的蓝色。”

她的朋友们说，潘怡铭是少见的在早申阶段拿到录取还依然焦虑的人：她开始担心大考，怕成绩不理想学校不要她。

潘怡铭承认自己会焦虑，但整个申请过程中，她最怕的不是被拒绝，而是别人对于“体育升学”的误解：“我确实在击剑上投入了很多。别人在学习的时候，我在训练、比赛。能作为学生运动员，提交击剑比赛成绩获得教练的推荐信，是我的本事。”

如今，面对关于“体育升学”的种种声音，潘怡铭变得更加坦然：

轻舟已过万重山。

人们习惯赞美那些天生的赢家，那些站在领奖台上挥手的人，那些在镜头前说“我从不怀疑自己”的人，但更多的人，是像潘怡铭这样的人，她们会紧张，会犹豫，会自我否定，但依然默默坚持。

或许，真正的强者，并不是从不畏惧，而是“畏惧之后仍然出手”。这种韧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输赢中磨出来的。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我问她，如果不用“爬山虎”，还有没有别的比喻。潘怡铭想了一下， “没有，”她说，“还是爬山虎。” 但她接下来又说了一句：

在潘怡铭看来，她依然需要依附，才能蔓延，但事实上，她的根系和枝叶，早已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力量。

她或许依然不擅长主动进攻，但她比任何人都清楚，什么时候该亮出那稳、准、制胜的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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