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愈有时，关怀常在：在医学与更多可能之间探索的鼎石女生
学生物的女生，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成为医生，治病救人？
当科学家，研究人类的基因突变？又或者成为一名哲学家，在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等领域探讨伦理边界……如果看了这四位鼎石女生的故事，你或许会发现：一切皆有可能。
她们中，有在鼎石生活了整整12年的余慧慈和李忆雯。作为创校生的她们，难以想像如果不是在鼎石，还会不会成为今天的自己：在一个包容、支持的环境里，做喜欢的事，自己决定人生方向。
还有中途转学来到鼎石的范梓萱和向晓晴，她们此后曾短暂离开又回来，发现鼎石才是最适合自己的那片水域：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自由探索，在健康平衡的状态下朝着理想的方向前行。
尽管都热爱生物，她们却长成了各自不同却同样丰富精彩的模样。
李忆雯希望在牙医行业唤起人们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医疗关爱；范梓萱期望在哲学与生物的结合中，为极速发展的科技找到符合伦理道德的发展道路；
向晓晴用社会学和生物研究，关注和回应越来越高发的抑郁症问题；余慧慈努力让视障者群体也能接触到科学研究……她们在不同的议题中深入探究，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
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个性化学习最极致的体现。即使在同一领域，也能生长出不一样的梦想，绽放出不一样的色彩。
这正是鼎石自建校以来的期望和教育实践：珍视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引导他/她们遵从自己的内心，找寻自己，成为自己。
这四位女孩就像棱镜上的光，映照出鼎石斑斓多样的学生样貌。
生物or哲学，这不是一个问题
在冈仁波齐的山顶上，范梓萱第一次看到了西藏传统的葬礼仪式，也第一次尝试用另一种视角看待姥爷的去世。
那天，天上有一层厚厚的云，没有什么风，范梓萱站在不远处，看僧人念经为亡人超度，家属静静地站在一旁，没有悲痛欲绝的哭泣，平静而淡然。她发现，在藏族人眼中，死亡并不意味着消失，生命是一种轮回。
不知道为什么，这让她感到抚慰，她开始想象姥爷正在轮回的途中，开始了去往另一段生命的旅程。
在那之前，她已经想过无数次，什么是死亡？人死后去了哪里？而这一切都缘于她8年级时，姥爷去世的那一天。
四年过去了，她仍然无法忘记姥爷，脑海里时常跳出自己和他在一起的画面：
她6岁那年，姥爷60岁，姥爷常常带着她以“去理发”或者“去公园散步”为由走出家门，却偷偷来到麦当劳，像“犯罪同谋”一样干着“大人”不允许的事。
她狼吞虎咽地吃着姥姥和妈妈眼中的垃圾食品炸鸡，姥爷则开心地握着冰激凌，眼中闪烁着孩童一般顽皮的光芒。
那时候，因为妈妈工作需要，她们生活在香港。妈妈工作忙，她常常由阿姨带着。阿姨不怎么管她，她时常一个人在房间里看书、听音乐，和同学连线打游戏。
姥爷的到来让她感受到了温暖，感受到了有人陪伴、一起出门做“坏事”的快乐。年幼的她似乎不那么孤独了。
后来，这样的时光再也不复返：姥爷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病，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又患上了白血病。2022年，姥爷去世了，范梓萱第一次如此真切、近距离地接触到死亡。她心里很悲伤和遗憾，后悔和姥爷互动时自己时而会有的不耐烦，后悔自己没有珍惜和姥爷的每一次相处。她还有很多很多的疑惑：
她开始了对死亡哲学式的探索和追问，大量阅读哲学书籍，在网上自学哲学课程，尝试解答这些疑惑。
来到鼎石后，她不再一个人孤单地自学哲学。
姥爷的离世，让妈妈想更多地陪在亲人身边，她带着9年级的范梓萱从香港回到北京。来北京之前，范梓萱的中文基础比较薄弱，鼎石的“中国主线”是吸引妈妈和范梓萱加入鼎石的最重要的原因。
进入鼎石不久，在室友陈嘉旭的推荐下，她加入了孙仲垚老师的哲学KAP（鼎石活动项目）。
在这个名为「万物理论」的KAP里，孙老师带领同学们从生活问题出发，从每个人的真实困惑出发，探索背后的原因，追寻疑问的解答，从自己未曾想过的角度去理解遇到的疑问、挫折和困难。
宗教、政治、生命、科技、过去、未来……「万物理论」KAP的话题从不设限。正是在这里，范梓萱打开了更宽阔的视野，那个在2年级就发出“我是谁？我是由我的外貌决定的，还是我的性格决定的？”的范梓萱，更深地涉入自己对哲学的追索。
在一次「万物理论」课堂上，范梓萱再一次提出自己探索的命题：何为死亡？
大家展开热烈的讨论。有同学说，人害怕死亡，是因为死亡拿走了你本应该享受的人生；有同学说，与其说人们惧怕死亡是出于对痛苦的恐惧，不如说是出于对未知的恐惧。
在聊到不同宗教对于死亡的态度时，范梓萱发现，不论是基督教、佛教还是道教，虽然教义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人死后，依然有灵魂存在。
而孙老师说，人们对于死亡的认知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古时候的哲学家认为人有灵魂，科学的不断发展则证明人的灵魂可能是源自人的脑电波。
范梓萱还记得孙老师的观点：死亡是未知的，因为没有人知道死后是什么样的，既然如此，我们更应该好好地珍惜当下的生活。
这些讨论让范梓萱意识到，很多论题没有一个非黑即白的确定答案，重要的是，在追问和思辨中，行成自己的思考和观点。
她心中也渐渐有了自己的答案：死亡是物理意义的消失，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事，所以不必恐惧和害怕。
但她依然对“何为死亡”保持开放的态度，尊重每一个不同的答案。所以当在西藏看到藏族同胞对待死亡的态度时，她仍然感到震憾。
2024年暑假，范梓萱来到西藏，她直观地看到藏族人对待死亡的方式和态度，更感受到他/她们对于生命的虔敬和笃定。
她用一部名为《西藏的信仰》的微纪录片，记载了这次经历。纪录片里，长跪祈祷的藏民、手中转动的经筒、风中拂动的经幡，无不流动着一种宁静而神性的气息。她用自己的镜头语言，描述了信仰的力量。她写下了这样的旁白：
“这些仪式不生产粮食，却产生意义。它们将个体生命与永恒相连，回答为何活着的诘问。”
在对死亡进行哲学式追问的同时，姥爷生前患有的阿尔兹海默病和白血病，也让范梓萱想从医学的角度研究治疗方法。在DP阶段，她选择了生物、化学和数学分析与方法的高级课程，希望将来通过自己的探索，为攻克相关疾病贡献一点力量。
在西北大学Garett Griffith教授的指导下，范梓萱还参与研究了运动干预对阿尔茨海默病的影响。她分析流行病学数据，进行全面的文献综述之后，撰写了一篇题为《为期6个月的有氧联合抗阻运动对老年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认知衰退、身体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的专题论文。她说：““我越来越被推动医学进步的科学所吸引。在实验室里，我开始看到研究和医学都依赖于同样的逻辑；将理论转化为实际解决方案，将知识转化为治愈方案。””
三月，范梓萱已经拿到香港大学医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最近又收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和生物专业的录取通知书。直接学医还是先学习哲学？她尚未做出决定，但无论哪种选择，对范梓萱来说都不矛盾。
她记得，在「万物理论」哲学KAP里，孙老师诠释过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从历史上看，许多单独的学科，例如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法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都曾被视作哲学的一部分或其分支学科。直至其得到后续发展后，才逐渐被视作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所以，我们说哲学是科学之母也并不为过。”
在研究哲学的过程中，范梓萱看到了哲学思辨对培养人多角度思考的重要性。尤其在AI等科技发展迅速的今天，人造婴儿、脑机接口已经不是梦想。但如何制定一个规范和准则，去约束人们的行为是同样重要的问题。
范梓萱想要把哲学和生物学结合起来，在发展科学的同时，树立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指导和规范，让科技真正成为造福于人类的工具，而不是任其发展出有违人伦道德的事。
这是范梓萱的终极理想。
学医，似乎是我无法打破的家族“烙印”
向晓晴第一次听说“恒河猴”实验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启发。
那是美国心理学家哈洛在20世纪50年代做的著名实验。刚出生的婴猴被关进笼子里，并用两个假猴子代替真母猴。
代母猴分别用铁丝和绒布做成，铁丝猴胸前有提供奶水的橡皮奶头，是“一个有无限耐心、可以24小时提供奶水的母亲”，而绒布猴则是“柔软、温暖的母亲”。
实验结果是：小猴子们只对绒布猴产生了强烈的依恋，除了去铁丝猴那儿喝奶外总是与绒布猴待在一起；遇到蜘蛛等威胁时，也会紧紧抱住绒布母猴，仿佛在它那里获得了无限安全感。
一边吃饭一边听导师讲起这个实验时，10年级的向晓晴正在深圳的实验室实习。那是她自己“厚着脸皮”申请来的两个月的实习项目，跟着教授和研究生们在实验室里研究关于“神经通路”的课题。
那也是向晓晴第一次走进专业的实验室，看到真正的科研团队在做什么。但两个月下来，她略有些沮丧地发现：“做科研或许并不适合现在的自己。”
“我实习了一整个暑假，没有任何进展。”她说，即便再等两年发出文章，也只是一个研究发现。等研究结果真正应用到药物研发，还要再花10年乃至20年。
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充足的时间。而作为一个中学生， 她不可能一直留在实验室里。
尽管她非常享受在实验室里埋头研究的纯粹时刻，但她知道，自己需要适时走出来。她想要发展的方向是临床医学。“脱离了现实问题的实验是科研，但不是医学。”
所以当她听导师说起“恒河猴”实验时，眼前一亮，在脑海中盘旋良久的一个念头被点燃了：这不就是她一直想做的给人安抚、降低焦虑的玩偶模型吗？
小时候，向晓晴听姥爷回家讲起一些抑郁症患者来诊所问诊的情形。姥爷说，有一些病症严重的孩子，需要父母搀扶着才能走路，号脉的时候胳膊都抬不起来。但那时候，她只是听说，对于抑郁症并没有直接的认知。
长大后，她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同学和朋友，因为学业等压力而产生焦虑、压抑的情绪。向晓晴看到一组数据，青少年面临的心理健康挑战在逐年加剧，尤其是12~17岁和18~25岁的年轻人，心理健康问题是所有年龄段中增长最快的 (Goodwin et al., 2022)。
她意识到，这不是少数人的困境，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需要被看见，也需要被回应。
从那时起，向晓晴就有思考能为这个人群做点什么。七八年级时，受妈妈的工作启发，她想做一个从小孩到大人都能用的安抚玩具。但那时只是一个“小小的”想法，并未成型。
尽管她非常享受在实验室里埋头研究的纯粹时刻，但她知道，自己需要适时走出来。她想要发展的方向是临床医学。“脱离了现实问题的实验是科研，但不是医学。”
说干就干。向晓晴构想、设计出这个玩具的外形、构造和功能，画出详细的设计图。实习时只有周日休息，向晓晴就坐车去潮汕地区的毛绒玩具工厂做调研，了解不同材质的特性，防火材料的标准，以及当下市场上对毛绒玩具的需求。还咨询了如何申请专利。
这一切需要跨学科知识，意味着向晓晴要去了解很多她之前并不了解的领域。但就像她的好朋友李忆雯形容的那样：“她是一个想要干什么，就一定要干成的人。”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这款狗狗外形的抚慰玩具Dr.Cuddle终于问世。这是一款多感官互动式电动毛绒玩具，它通过呼吸训练、芳香疗法、深度压力疗法和触觉刺激，帮助使用者降低焦虑唤醒水平。
12年级，向晓晴带着Dr.Cuddle做市场调研，让身边的朋友、邻居，不认识的低年龄段的小孩、自闭症学校的儿童去使用和体验。
在对邻居进行双盲实验时，她用手表测试他们使用前后的心率，结果显示心率有明显下降。她带着Dr.Cuddle去山西做关于自己另一个项目：关于赤脚医生的论文调研时，让一个小女孩体验了Dr.Cuddle后，小女孩当时就和妈妈说想买下这只“狗狗”。
如今，Dr.Cuddle仍在完善的阶段。它只适合有主动意识的人使用，若自闭症儿童没有家人在旁监护，他们很难自主操控Dr.Cuddle来体验不同的功能。
向晓晴希望在大学里能继续完善它，比如将AI技术融入其中，设计一个与机芯连接的手环，实时监测使用者的心率监测压力水平，根据个体状态自动选择安抚模式。
向晓晴终究还是走上了学医的路。在她的家族里，有4代人学医。向晓晴曾经很抗拒和反叛这条传统道路，打算以“历史”为学习方向。但因偶然机会参加了一次生物暑期项目后，她发现自己无可救药地被生物实验吸引，从而确立了成为医生的理想。
她戏谑说：“学医，似乎是我无法打破的家族‘烙印’。”
在生活中，向晓晴听到很多对于中医误解的言论。为了让更多的人开始了解中医，在鼎石视觉艺术教师王艳军老师的帮助下，向晓晴通过一次艺术展览，向社区呈现脉诊的“奥秘”。
展览上展出的27块脉枕上都雕刻着由线条与圆圈构成的独特纹样，将中医师指尖下所感知的独特脉象，以视觉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向晓晴谈道：“这件作品探讨的是不同范式之间的边界如何将我们割裂，同时也为思考人类多元理解方式的深远价值，开辟了一个思辨的空间。”
向晓晴计划在本科阶段学习公共卫生专业，在研究生阶段学习继续医学。而她对于医学的理想，不止于治病救人。
经过长时间的深入学习与探索，向晓晴研究并总结了抑郁症的复杂成因，分析了当前药物和心理治疗的局限性，撰写了一篇题为Confronting the mental health crisis: Addressing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mong adolescents through prevention and social renaissance（《直面心理健康危机：通过预防与社会复兴解决青少年抑郁焦虑》）的论文。在鼎石心理学教师Sandra Thompson博士的帮助下，这篇论文于2025年3月21日，在期刊发表。
就像她一直关注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她发现药物治疗只是辅助干预，社会、家庭、学校的影响不容忽视。
“只靠科学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需要被广泛关注的公共卫生课题。”
这也是向晓晴从她热爱的历史中获取的灵感。
“最开始，我想到了中世纪末期发生的那场大流行病——黑死病。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瘟疫之一，在我看来，心理健康危机像‘黑死病’一样，是一种警醒，提醒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不要等到灾难发生，才重新思考生命的价值。所以我希望推动一场‘社会复兴’，唤醒我们从危机中找到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
那是一个需要漫长时间去实现的理想。但对于向晓晴来说，这一次，她不怕等，因为那是她一生的志向所在。
我不仅仅想当一名牙医
2025年夏天，加州。凌晨4点，李忆雯已经起床。5点，她坐上车，和麻醉师一起前往今天要去的牙医诊所。麻醉师根据预约，“流动”到不同的诊所为“特殊”病人们提供全身麻醉服务。这是本周李忆雯和麻醉师到达的第三家牙医诊所。
通常来说，看牙无需全身麻醉，需要全麻的患者一般是有复杂医疗需求的人，比如智力障碍、自闭症人群。他们中既有儿童，也有成年人，无法自主配合牙医治疗，所以需要全身麻醉。
这一天，李忆雯和麻醉师遇到了一位三十多岁的智力障碍患者。“我爱你。”当护士为她绑上紧血带，准备为她抽血时，她对着护士说。她体脂很高，第一次抽血并不顺利，护士把针头拔出来，重新扎进她的胳膊。
“我爱你。”她又对着护士说。依然抽不出来血，护士又尝试在她的脚腕抽血。“我爱你。”护士耳边再次响起这个声音。一次又一次，病人不停地重复着这句“我爱你”。
明明是三个很温暖的字，但李忆雯的心好像被撕裂了一下。对方是一个大人，看上去却像一个无助的小孩。她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似乎在用一声声“我爱你”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得到关爱。在她口中，那三个字像一种无奈的祈求。
她带给李忆雯很深的触动，让李忆雯意识到在一个效率驱动的社会里，那些最需要陪伴和耐心的人群是多么容易被忽视。之前她从未想过在治疗过程中如何面对特殊群体，如何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关爱。
从那以后，李忆雯开始有意识地“放慢脚步”。她更注重和病人的沟通技巧，更耐心地向患者家属解释需要注意的事项。有时麻醉已经结束，她仍选择陪伴在还未完全清醒的病人身边。
那不是她第一次在牙医诊所实习。此前她还在北京的牙医诊所实习过，她却从没看见过类似的患者。
李忆雯想，在中国，因为收入原因，这些特殊人群或许还没有机会来牙医诊所。他/她们可能隐没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李忆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有一天他/她们也可以来看牙医，就和所有的普通患者一样。
当一名牙医，是李忆雯很早就确定的人生理想。她还是小孩儿的时候，妈妈就经常带她和妹妹去看牙医。
那时，在诊所等候区有一个体验区域，配备了牙医椅、各种治疗牙齿的器具。每次去看牙，李忆雯都要扮演牙医的角色，和妹妹在体验区玩上好久。从那时起，对牙医的向往在她心里埋下了种子，指引着她此后的人生。
人的偏好和兴趣似乎具有相当强的一致性。三年级，李忆雯又发现自己对生物和实验的热爱。
那一年，她参加了鼎石的生物暑期项目，课程的具体内容已经非常模糊，但她清晰记得第一次接触到实验器具的兴奋，第一次了解脊椎动物器官构造后的着迷。
她开始为自己的兴趣而努力，在课堂内外不同的生物项目探索，积累生物知识和实验经验。她参加过不同的生物竞赛；她和鼎石同学们组队，设计基于适配体的阿尔茨海默病检测方法，带着他/她们的项目参加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 (iGEM)；也试着研究应对慢性病挑战的方案……
在学校和实验室外，她也积极参与到实践中去。李忆雯的敏锐，细腻，她的感受力和同理心，让她在生活中也总是有意无意地留意到人们身体上的病痛和需要改善的问题。
有一次去云南旅行，为了远离游客密集的地方，李忆雯和家人来到一个偏远的藏族村落尼丁村。尼丁村距离香格里拉四五个小时车程，老旧的房子建在半山，村民以采摘和售卖菌子为生。
村子偏僻落后，村民们出去看病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李忆雯到村子的第二晚，看见一位母亲在孩子额头上涂抹糌粑油，她下意识地询问：“怎么了？”才知道小孩发烧了，母亲正在用当地传统办法为孩子退烧。
那一刻，李忆雯的心里又是一阵难受。她知道，当医疗资源遥不可及时，或许这是那位母亲唯一能提供的照护。
那几天，和村民们聚在一起聊家常时，她听说村里几乎每个老人关节都会痛，疼痛几乎持续一整个冬天，有时甚至无法起床，但大家都不知道原因。一周后李忆雯判断，老人们的关节痛是过度劳累导致的。
因为每天上山，膝关节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几乎每个老人都是“罗圈腿”，但为了生计还是要上山。李忆雯住的那户人家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早上四五点钟就会起床，上山放牛，采摘菌子。
那次经历让李忆雯感受到不同地区的巨大差距，她很想为那里的村民做些什么。
回学校后，李忆雯找了几个朋友，从搭建框架、编写程序，到寻找、对接医疗医院资源，前前后后花了半年时间，开发了一款远程医疗问诊小程序。
村民们若有身体不适，可以直接在小程序上预约医生问诊，不会使用网络的村民可以联系村长帮忙预约，通过视频和医生联络。那些医生是李忆雯联系的有医疗背景的研究人员或医学院的学生，他/她们无偿提供医疗援助。
李忆雯知道，就算生了一些小病，村民们因为路途、时间等问题不会真的去医院挂号，而这个远程医疗问诊服务能够让村民及时得到明确而科学的治疗建议。若病情需要，也能在医生远程指导下尽快去医院治疗。
现在，一共有8位志愿者医生在线服务尼丁村的村民。李忆雯说，每个月都会有村民在这个小程序上问诊。
这是李忆雯从一次旅行中发展出来的项目，不是学校要求的CAS（创造，活动与服务），也不是任何必须要完成的任务。那只是她的一次努力和愿望，能为需要的人们带去健康和幸福。就像她给小程序的命名：Tashi (བཀྲ་ཤིས་)，在藏语里意为“福祉”。
如今，李忆雯已经拿到了密歇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将要开始真正走上学医之路。此前的实习经历、在尼丁村目睹的现实都让她明白：
想做一名真正的牙医，除了专业知识，更要注重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和对每一个人的关爱。所以她决定在本科学习公共健康，在研究生阶段学习牙医，毕业之后回到中国，继续推广“医疗关爱”的理念。
“通过自己的行动为周围的人和更广阔的世界带来一些改变”，是鼎石自建校以来的教育理念。作为创校生，从一年级就加入鼎石的李忆雯，在12年潜移默化的浸润中，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成为她心中的那个世界公民。
我和我的视障者朋友们
余慧慈至今记得给视障朋友讲述电影《你好，李焕英》的那天。
“淡黄色的滤镜逐渐铺开，覆盖整个画面，乐莹边哭边往前跑，她身后的马路也逐渐变成淡黄色的。”漆黑的电影院里，余慧慈一边看着银幕，一边将《你好，李焕英》里正在发生的场景转换成语言，讲给身边的视障朋友们听。
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和5位同学写了长长的讲稿，讨论过很多遍，才确定最终方案：描述影片中不同滤镜的使用，让视障者难以捕捉的“穿越时空”主线变得更易理解。她们还要反复练习，才能熟练地跟随电影节奏，将画面转换成语言。
努力没有白费，视障者朋友们看上去很投入，仿佛完全被这部电影攫住了心神，时而有泪光闪过的痕迹。电影落幕，当视障者朋友们知道今天电影讲述者的身份时，都非常惊讶，讲述如此生动、衔接如此自然的讲述者，竟然是几位高中生。
那是余慧慈加入视障者朋友KAP（鼎石活动项目）的第3年。作为创校生，余慧慈从小就受到鼎石服务式学习精神的影响，在7年级就加入了由时任服务学习总监黄再得老师主导的light & love KAP，为光爱学校的小朋友们上课。9年级时，黄老师又发起视障者朋友KAP，让鼎石社区关注更多社会边缘群体，余慧慈又毫不犹豫地加入了。
最初她只是因为他/她们不一样而产生了好奇：“做梦的时候你们能看到东西吗？先天性失明的人，对颜色的想象是什么？”视障朋友们耐心地回答了她，比如颜色在他/她们的认知中是和感觉或情绪连在一起的，就像绿色是很多植物的颜色，是比较有生命力的颜色，听到绿色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很漂亮。
在持续三年的多次交流中，余慧慈认识了100多位视障者朋友，逐渐对他/她们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一次次惊讶于他/她们的积极乐观、充满韧性，和超乎她想象的能量。
一个比她年龄还要小的视障者女孩，喜欢画画，创作了很多作品，还在北京举办了画展。KAP的同学和视障者们一起踢球，足球是特制的，内部装有铃铛，视障者可以根据声音判断足球的位置，参加过项目的鼎石学生邢智童说：“视障者朋友们比蒙上眼睛的我们踢得好多了。
余慧慈还认识了学音乐的、按摩的、做编程的视障者，她最初的“偏见”被打破了：看不见的人们，并没有生活在纯粹的“黑暗”中，他们和普通人一样五彩斑斓地活着，一样拥有无限潜力。
她还发现，就连她喜欢的科研也一样可以对视障者敞开大门。
那是2023年的一天，余慧慈在和视障者昂子喻聊天。昂子喻在中央民族大学读了本科，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基础数学研究生。面对数学公式的复杂与专业符号识别困难，他自创了一套盲文版的数学符号体系。
聊天时，他的一句话突然击中了余慧慈。昂子喻说：科学研究，真的需要看见吗？
从8年级开始就泡在生物实验室里的余慧慈醍醐灌顶，她想起自己和鼎石学生团队参加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iGEM）的过程；想到她在科技公司的生物实验室实习的经历，又问了自己一遍：科学研究，真的需要看见吗？
“我们研究蛋白结构，也不是真的要看这个蛋白长什么样子，而是通过了解某个蛋白的基因序列，去解决具体的问题。”余慧慈说，“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需要人工动手的实验过程可以用机器代替，实验数据也可以由机器读取。人就应该去做更具有创意性的工作，去设计更多创造性的实验，为拿到手的实验结果解读更多的可能性。”
这让余慧慈有了大胆的想法：学习、掌握了相关知识的视障者群体为什么不能参与到科学研究中来？甚至不仅仅是视障者群体，还有更多残障人士，他/她们也可以发展自己想从事的领域，不能因为有人看不见、有人没有手、有人听不见就受到限制。
但现实也让她明白：像昂子喻这样进入大学做科研的视障者终究是少数，绝大部分人都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机会。“应该从源头上为视障者朋友打开视野，为他/她们提供具体的帮助和可能性”这样的想法，进入了余慧慈的心里。
这个想法也受到了另一位视障者、在上海做编程工作的小溪的启发。也是在一次聊天中，小溪说到自己喜欢音乐、想学吉他，但很少有盲人能看的谱子，他想弹点曲子就很困难。在鼎石云音国乐团学习、演奏了将近10年琵琶的余慧慈下意识问道：
“那你是看简谱还是五线谱？”话一出口，她就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内心一阵悔恨。但小溪没有生气，仍然耐心地向她传达自己对于音乐的喜爱。
那也成为余慧慈想要为视障者提供帮助的其中一个原因。“无论是学习还是个人兴趣，他们面临太多数据和资源的缺失了。”她说。
此后，打造一个专门针对初高中视障者学习STEM知识的线上学习平台，成为余慧慈课余时间投入最多精力去做的事。
她组建了团队来搭建网站框架，梳理不同学科的重要知识点，设计、制作教具……她还专门邀请小溪为在线学院编程，既因为他更了解视障者的需求和习惯，也因为余慧慈也想让视障者朋友一起加入，成为解决自身难题的参与者。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针对初高中视障者人群的在线学院终于上线。在这个网站里，余慧慈和团队成员将数学、生物、化学、物理等学科知识，借助看得见、摸得着的教具，搭建成立体的模型，便于视障朋友理解。
制作教具的材料都是生活中能找到的物品：扣子，毛线，瓶盖，纸箱……制作教具的具体教程，他/她们也将其录制成视频，以便家长根据孩子的需求自行制作教具。
曾困扰小溪的乐谱，也在网站上有了解决方案。余慧慈将和弦拆开，写成简谱，再将简谱转写成数字，打到读屏的软件里；她再教视障者怎样通过读出来的数字找到琴上的音，从而能弹奏曲子。
事情就这样一件件做出来，问题就这样一个个被解决。余慧慈始终有一个心愿：
相比于中国庞大的视障者群体，他/她们只是一个很小的团队，不可能一对一地帮助到每一个人，所以“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重要的是将学习的权利和能力交到他/她们手上，实现他/她们的自主状态。
她还始终想让视障者朋友参与到她所热爱的科研中来，那是一种“自己喜欢的事情好想让别人也体验一下，万一TA也感兴趣呢”的单纯心愿。她想过各种办法，比如让他/她们进实验室体验实验过程，但因安全问题等原因并未达成。
可她没有放弃，终于在自己实习过的种子公司找到了机会。在那里，从外观鉴别不同作物的种子从而判断种子的基因类型、未来长势等，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环节。人们常吃的小番茄、玉米等食物有不同的口感、味道，不少都是通过转基因来实现的，其源头便在种子。
余慧慈早就发现视障者们朋友们触觉、听觉的敏锐，所以她想，高度依赖触觉与感知的“后端”检测环节，他/她们完全可以尝试。
她开始对接、联络、沟通，一切妥当后，今年二月的一天，余慧慈带着二十几位视障者朋友，来到现场体验了一次玉米检测。
大家用手摸玉米粒的大小，判断它的表皮是粗糙还是光滑，捏开玉米粒感受玉米的饱满程度，摩挲叶子的形态，尝试分辨玉米的品种与好坏。
她发现，视障者朋友们确实“摸”得出种子的好坏，甚至识别得出不同的品种。他/她们或许不能做到很精准，还需要系统的培训与训练，但在基础操作层面已经很敏锐了。
那天，她看到视障者朋友们发自内心的开心，就像触摸到新世界的孩童。或许，他/她们第一次知道“科研”是怎么回事，“创造”与“发现”又是多么快乐。他/她们的快乐，也带给她无比的幸福与满足。
曾经，余慧慈想研究的方向是社会学，她主导的文化万花筒和模拟联合国等活动，尝试去解决我们共同面对的种种社会问题。但当她和视障朋友们建立友谊与联结之后，她想扩大“我们”的定义。
“在同一个社会体系下，不同群体受到的关注是不一样的”，余慧慈想要关注被忽略和边缘化的群体，让他/她们也拥有和普通人一样的受教育的权利、做喜欢的事情的能力。
未来，余慧慈觉得自己不一定当医生，但始终想把生物学和人类发展结合起来，将生物知识实践到造福人类的方向。
那是在鼎石学生身上常常能看到的样子：心怀世界，理想远大，却又始终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像朝圣者一样，朝着心中的理想世界跋涉前行。
课后聊天时，余慧慈随手把自己为视障者朋友设计的生物教具PPT给生物老师看，老师当即非常热情地给出了建议；李忆雯回想12年的鼎石生涯，首先想到的也是“不管做什么，总会有志同道合的人来帮助你、引导你。”
从香港回到北京、来到鼎石的范梓萱说：“来到鼎石后，内心的孤独感慢慢消失了，我很少再和朋友连线打游戏，因为有很多事等待着我去尝试。”
向晓晴说，在鼎石包容的环境里，她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式。
是啊，在鼎石，你常听到的不是“不可能”，而是“让我们试试”。哪怕遭遇失败，也不会停下继续用行动去表达自己，去找寻和挖掘可能性。
范梓萱、向晓晴、李忆雯和余慧慈将更多的可能性投掷于生物学之外，在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继续延伸、扩展。正因为如此，她们的视野不再局限于“如何治愈”，而追问“为何治愈”。
“治愈有时，关怀常在”，四位鼎石女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这句医学格言，有些问题未必有标准答案，但行动本身就是回应。
